第一千八百六十五章幢身刻经文
从造型风格上看，与唐前期，如昭陵、乾陵高大壮硕的石马相比略小，比例准确，雕刻精致。
这与唐建陵的石马相似，应为唐中期之物，为唐代陵墓石刻中的精品。
如果说狮虎、画像石、骏马等数量不少，那么这里数量最多的肯定是佛像。
当然，佛像可在碑上的也有不少，比如西魏的佛道四面造像碑。
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，其传播方式除经典文字外，“因像设教”更易于被信众接受、膜拜。
魏晋以降，造像之风盛行，除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寺外，单体的寺庙、民间造像亦风靡全国。
这些造像大致有三类:一是造像碑，即将造像与中国传统的碑刻相结合，利用碑的形制在上面开龛造像，雕刻供养人及发愿文等；
二是背屏式造像，依托背屏，以浮雕的形式刻出单尊或多尊像及护法的狮、龙等形象；
三是单体圆雕造像，雕刻单独的佛、菩萨、天王、力士等这些造像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。
其中经典肯定是释迦、多宝佛造像，陈文哲在这里看到的仿品是仿的北周时期的经典造型。
像是这样的石像，西陕汉唐石刻馆遗存有大量的佛教石刻。
该馆收藏有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时期造像数十尊。
北魏早期佛像，受键陀罗、秣菟罗艺术风格的影响，有明显的外来因素。
北魏中晚期推行汉化政策，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艺术风格融合，形成了褒衣博带、秀骨清像的特征。
比如馆藏的北魏造像佛二菩萨，佛高髻，面部虽残，依然显清秀，着褒衣博带式佛衣，衣纹流畅，悬裳垂于座前呈扇状，层次感明显，优美端庄。
西魏造像，沿袭北魏晩期风格。
北周造像，一改秀骨淸像的风格而转向丰壮，大型佛像增多。
馆藏北周立佛，面型丰满，发髻低平，头部较大，体态壮硕，腹部微鼓，是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。
北周菩萨立像，同样形体壮硕，宽肩丰颐，敛胸鼓腹，通身饰长串璎珞，繁复华丽。
藏品中有一件菩萨立像，通体敷彩描金，以红黄黑色为主，裸露身体部分涂黄，璎珞描金，色彩鲜明，实属罕见，弥足珍贵。
唐代佛教造像是我国佛教艺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，摆脱了早期佛像的外来影响，走向民族化和世俗化，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佛像艺术体系。
该馆藏的唐代立佛像，体型魁伟，高达2米多，螺髻高耸，面相端庄，双目微合，鼻梁挺直，嘴角轮廓分明。
胸部丰满平滑，腹部微收，大腿肌肉隆起。
着通肩式袈裟，衣纹呈“u”形分布，袈裟轻薄贴体，显示出壮硕健美的身躯。
这种风格来源于秣菟罗佛像和印三笈多艺术的“湿衣法”，并与我国三国时期的人物画家曹仲达“曹衣出水”的风格相结合。
这反映了唐代包容、昂扬、健美的精神特质。
像是一件楚先发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，这是唐开成五年的作品。
经幢，是唐代开始流行的一种刻经形式。
随着密宗在唐初的推广，其重要经典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很快在全国流行。
诵读此经可消除罪业，免除轮回诸恶道的痛苦，遂被刻于石幢。
经幢一般为八棱形，也有六棱、四棱，下为幢座，中为幢身刻经文，上有相轮宝珠等。
由于经文中有“安高幢上”的供养方式，每当经幢上的尘士飘落于身，或经幢光影映照于身，即“尘沾影覆”，神力奇妙。
故广泛刻制安置于通衢、宫廷、寺庙、坟域等处，遍布大唐各地，亦见有其他佛经如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等刻于经幢之上。
该馆收藏的唐代经幢座，方形四边各1米多，高0.42米。
正面左中部正书，“大唐皇帝供养”。
皇帝跪坐于榻上，身着冕服，头戴冤旅。
面相丰雍，神情庄严，双手于胸前执笏板，榻前有一男侏儒，身后有执扇侍臣。
右侧中部正书，“大唐皇后供养”。
皇后跪坐于榴上，着唐代皇后礼服中最高等级的“袆衣”，面相丰润，神情娴头戴花簪，前挂三串步摇，双手于胸前执莲蕾，后有执华盖、执扇侍女。
最左侧刻“言亡考桓元徽供养”“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”字样；
最右侧刻“言母金氏供养，幢主清信女言妻赵氏供养。
右边刻有八位供养人形象，每人头戴幞头，着圆领长袍，足穿靴，上方有各自的官衔、姓名。
左面刻：“故人赵元哲供养”。
其妻跪于榻上，其他供养人或跪于榻或站立身边各有题名。
背面中间为兽首，双龙腾云相交，两侧各一只蹲狮，祥云缭绕，龙腾狮踞，气势恢宏。
帝后礼佛图像，在北魏龙门石窟、巩县石窟中都有表现。
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壁画220窟初《帝王礼佛图》中的皇帝形象及服饰、冠冕与此经幢座上的形象很相似。
皇帝、皇后前侧的男女侏儒与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男女侏儒形象亦同。
此幢座内容丰富，人物众多，造型准确形象生动。
人物服饰及华盖、执扇、鹊尾香炉、龙、狮等都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。
经幢上皇帝、皇后形象，在唐代石刻中为首次发现。
且刻制精细，极为珍贵，堪称“镇馆之宝”。
关于造幢人，是哪一位皇帝、皇后尚无定论。
幢座正面刻“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”字样。
但有人认为，此人为桓彦范。
桓彦范神龙元年拜相，任纳言一职，后又改任侍中。
唐初“纳言”“侍中”均为门下高官官“宰相”，两者换用，故推测桓彦范即桓纳言。
进而延伸到言为桓彦范的自称，刻石中有“言亡考桓元徽供养”。
近年阳洛新出土、阳洛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桓臣范兄弟《桓臣范墓志》记载:“大父法嗣、考思亮。”
可见桓彦范与桓纳言，井非一人。
刻石中又有“言弟纳言”供养，可视为兄弟排行。
另有“故人赵元哲供养”，其后有“”哲妻李程氏供养”。
这些都是用姓名的最后一字代之，而唐代未见有官职和姓名混用的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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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与唐建陵的石马相似，应为唐中期之物，为唐代陵墓石刻中的精品。
如果说狮虎、画像石、骏马等数量不少，那么这里数量最多的肯定是佛像。
当然，佛像可在碑上的也有不少，比如西魏的佛道四面造像碑。
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，其传播方式除经典文字外，“因像设教”更易于被信众接受、膜拜。
魏晋以降，造像之风盛行，除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寺外，单体的寺庙、民间造像亦风靡全国。
这些造像大致有三类:一是造像碑，即将造像与中国传统的碑刻相结合，利用碑的形制在上面开龛造像，雕刻供养人及发愿文等；
二是背屏式造像，依托背屏，以浮雕的形式刻出单尊或多尊像及护法的狮、龙等形象；
三是单体圆雕造像，雕刻单独的佛、菩萨、天王、力士等这些造像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。
其中经典肯定是释迦、多宝佛造像，陈文哲在这里看到的仿品是仿的北周时期的经典造型。
像是这样的石像，西陕汉唐石刻馆遗存有大量的佛教石刻。
该馆收藏有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时期造像数十尊。
北魏早期佛像，受键陀罗、秣菟罗艺术风格的影响，有明显的外来因素。
北魏中晚期推行汉化政策，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艺术风格融合，形成了褒衣博带、秀骨清像的特征。
比如馆藏的北魏造像佛二菩萨，佛高髻，面部虽残，依然显清秀，着褒衣博带式佛衣，衣纹流畅，悬裳垂于座前呈扇状，层次感明显，优美端庄。
西魏造像，沿袭北魏晩期风格。
北周造像，一改秀骨淸像的风格而转向丰壮，大型佛像增多。
馆藏北周立佛，面型丰满，发髻低平，头部较大，体态壮硕，腹部微鼓，是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。
北周菩萨立像，同样形体壮硕，宽肩丰颐，敛胸鼓腹，通身饰长串璎珞，繁复华丽。
藏品中有一件菩萨立像，通体敷彩描金，以红黄黑色为主，裸露身体部分涂黄，璎珞描金，色彩鲜明，实属罕见，弥足珍贵。
唐代佛教造像是我国佛教艺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，摆脱了早期佛像的外来影响，走向民族化和世俗化，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佛像艺术体系。
该馆藏的唐代立佛像，体型魁伟，高达2米多，螺髻高耸，面相端庄，双目微合，鼻梁挺直，嘴角轮廓分明。
胸部丰满平滑，腹部微收，大腿肌肉隆起。
着通肩式袈裟，衣纹呈“u”形分布，袈裟轻薄贴体，显示出壮硕健美的身躯。
这种风格来源于秣菟罗佛像和印三笈多艺术的“湿衣法”，并与我国三国时期的人物画家曹仲达“曹衣出水”的风格相结合。
这反映了唐代包容、昂扬、健美的精神特质。
像是一件楚先发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，这是唐开成五年的作品。
经幢，是唐代开始流行的一种刻经形式。
随着密宗在唐初的推广，其重要经典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很快在全国流行。
诵读此经可消除罪业，免除轮回诸恶道的痛苦，遂被刻于石幢。
经幢一般为八棱形，也有六棱、四棱，下为幢座，中为幢身刻经文，上有相轮宝珠等。
由于经文中有“安高幢上”的供养方式，每当经幢上的尘士飘落于身，或经幢光影映照于身，即“尘沾影覆”，神力奇妙。
故广泛刻制安置于通衢、宫廷、寺庙、坟域等处，遍布大唐各地，亦见有其他佛经如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等刻于经幢之上。
该馆收藏的唐代经幢座，方形四边各1米多，高0.42米。
正面左中部正书，“大唐皇帝供养”。
皇帝跪坐于榻上，身着冕服，头戴冤旅。
面相丰雍，神情庄严，双手于胸前执笏板，榻前有一男侏儒，身后有执扇侍臣。
右侧中部正书，“大唐皇后供养”。
皇后跪坐于榴上，着唐代皇后礼服中最高等级的“袆衣”，面相丰润，神情娴头戴花簪，前挂三串步摇，双手于胸前执莲蕾，后有执华盖、执扇侍女。
最左侧刻“言亡考桓元徽供养”“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”字样；
最右侧刻“言母金氏供养，幢主清信女言妻赵氏供养。
右边刻有八位供养人形象，每人头戴幞头，着圆领长袍，足穿靴，上方有各自的官衔、姓名。
左面刻：“故人赵元哲供养”。
其妻跪于榻上，其他供养人或跪于榻或站立身边各有题名。
背面中间为兽首，双龙腾云相交，两侧各一只蹲狮，祥云缭绕，龙腾狮踞，气势恢宏。
帝后礼佛图像，在北魏龙门石窟、巩县石窟中都有表现。
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壁画220窟初《帝王礼佛图》中的皇帝形象及服饰、冠冕与此经幢座上的形象很相似。
皇帝、皇后前侧的男女侏儒与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男女侏儒形象亦同。
此幢座内容丰富，人物众多，造型准确形象生动。
人物服饰及华盖、执扇、鹊尾香炉、龙、狮等都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。
经幢上皇帝、皇后形象，在唐代石刻中为首次发现。
且刻制精细，极为珍贵，堪称“镇馆之宝”。
关于造幢人，是哪一位皇帝、皇后尚无定论。
幢座正面刻“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”字样。
但有人认为，此人为桓彦范。
桓彦范神龙元年拜相，任纳言一职，后又改任侍中。
唐初“纳言”“侍中”均为门下高官官“宰相”，两者换用，故推测桓彦范即桓纳言。
进而延伸到言为桓彦范的自称，刻石中有“言亡考桓元徽供养”。
近年阳洛新出土、阳洛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桓臣范兄弟《桓臣范墓志》记载:“大父法嗣、考思亮。”
可见桓彦范与桓纳言，井非一人。
刻石中又有“言弟纳言”供养，可视为兄弟排行。
另有“故人赵元哲供养”，其后有“”哲妻李程氏供养”。
这些都是用姓名的最后一字代之，而唐代未见有官职和姓名混用的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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